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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铜仁】(8) 国立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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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亡关头 汇聚莘莘学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7日上海金山县沦陷,金山县中学师生成为江南流亡师生的第一支队伍。紧接着沪、杭地区的师生纷纷转移,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师生自动组织起来,历经千山万水,向大后方流亡。

为了收容安顿撤退出来的中学师生,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临时中学。初定四校:一是国立河南临时中学,设在河南镇平西峡口;二是国立四川临时中学,设在四川合江;三是国立贵州临时中学,设在贵州铜仁;四是国立陕西临时中学,设在陕西安康。后国立中学陆续增加,乃于1939年春改以序数为校名,将“临时”二字取销,国立第三中学的校名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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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

国立三中确定设在铜仁后,即分别在汉口、南昌、长沙三地登记师生,以长沙为主。三处登记的师生编为三个大队,先后到达铜仁。

到铜仁后,国立三中以旅部为校本部及高中部,文庙为师范部,文坛为初中部,江西会馆及黄家祠堂为男生宿舍,车公馆为女生宿舍及附属小学。随着抗战的进行,学校不断扩大。1938年9月在赤帝宫增设了实验教育班。1939年8月,初中部及实验班迁至江口禹王宫、香山寺、女学堂等处,另于城隍庙增设农业职业科,合称为国立第三中学第一分校。

艰难困苦 锤炼栋梁之材

国立三中师生初抵铜仁时,除了几处旧校舍,什么都缺。学习、住宿、生活等十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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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部分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连煤油灯也买不起,晚自习点的都是松木油和桐油。交通十分也不便,贵阳、长沙出版的报纸要过几天才能看到。学校只好安排专人每天收听无线电收音机,将听取的消息油印数十份,分送到各单位并张贴在各部的广告栏。所需的图书、教材、仪器、药品等都要到长沙、贵阳去购买,东西都只能以晃县为卸接站,派人前往搬运。1600名学生来自460个中学,生活习惯差异很大,两湖和贵州的师生非辣椒不吃饭,而江浙人吃了辣椒就流泪。

但在烽火连天的当时,能有一个栖身读书的地方,对流亡师生们来说已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日本的逞凶极恶更是时刻警醒大家只有搞好教育才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学校一成立就形成了严谨治学,严格管理,认真教学,刻苦学习的校风。当时国立三中虽只是一所中学,但人才济济,名闻遐迩。校务委员和各部主任都先后外出独立主校或担任要职,不少教师都去大学任教授、副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考取大学的比例名列国立中学之冠。

团结进取  涵养进步力量

为了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国立三中在开办之初,就把“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躬,读书慰勉,报国精忠。”纳入校歌。初期的学校领导多是江浙一带沦陷区的校长或学者,他们切身感受国难的苦痛,在每周的“纪念周”及其他集会时,也往往是激昂痛陈亡国之恨,誓言报国之志。

师生几乎天天都在关注抗日局势。师范部第二班,讨论决定成立“时事研究会”,推选进步学生王维新负责组织领导。传阅进步时事政治书刊,讨论对时局的认识,研究抗日救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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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暑期,程可超、裴连锦、陈德昭等四位学生在地下党员余正清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小组,每周聚会一次,主要讨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团结同学以及组织开展读进步书籍等活动。

地下党员顾诗灵,1939年10月来到国立三中,借助讲台,向学生宣讲全国抗战形势,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战。美术教师刘苇深知流亡学生痛失家园的难过,所以上课时,常常先讲形势,后上美术课。

救亡图存 传播先进文化

由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控,顾诗灵、余正清带领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秘密指导师生开展“读书会”活动。

蒋登斋(江苏省武进县人)、庄世泽(江苏省武进县人)等人在校外租了一间民房,作为“读书会”的秘密活动中心。“读书会”主要学习和传递《新华日报》《读书日报》《解放》周刊和《群众》等报刊,学习《通俗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书籍,以及《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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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还先后组织了“曙光剧社”、“黔锋剧团”,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乡镇和邻省湖南的晃县,凤凰演出。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雷雨》《野玫瑰》《寄生草》《塞上风云》《回春之曲》等,演出收入的钱全部捐给“抗敌后援会”。在校内办了第一张壁报“文坛”,其他师生也先后创办了“文笔”“锦江”“前哨”“科学ABC”等进步壁报。庄世泽以“白沫”的名义,经常在壁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极大地鼓舞了“国立三中”师生的抗战信心。更使广大师生提高了政治觉悟,抵制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

不惧恐怖  革命意志愈坚

1940年春,“读书会”发动学生开展了一场反贪污、反发国难财的活动。学生们包围了校办大楼和校长、总务主任的住房。面对军警的高压,同学们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军警撤退,学校不得不解除了江口分校校长、总务主任的职务,改进了学生食堂的管理,提高了饭菜质量。

“读书会”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40年初夏,国民党教育部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调研究员李超英接任三中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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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英以纠正学生思想、整顿学校、清理图书资料为名,把《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进步读物统统列为“禁书”,不准购买、不准传阅。特务机关把“读书会”成员列为“异党嫌疑分子”和审讯对象。贵州驻军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视察铜仁,在给国立三中“训话”中,扬言要抓所谓的“异党分子”。一名学生仅仅顶撞了主任几句,就被驻军逮捕杀害。

李超英还串通国民党驻军逮捕了“读书会”负责人蒋登斋及成员庄世泽、许国华、刘映登、汪应基、仇祖培。又逮捕了师范部的孙孝文,谭孝微等学生,关押迫害。

1941年1月16日,蒋登斋、庄世泽、被国民党军警以“异党”名义秘密杀害,一些学生被开除了学籍。1942年3月21日,又逮捕了刘子咏、郭锡祉等8名学生。一名学生被迫跳楼自杀。

迎来抗战胜利 完成历史使命

国立三中一度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即使这样,众多师生仍然保持强烈的爱国热情,不断有学生、老师勇赴前线参战。其中很多同学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牺牲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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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投降。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沸腾。时值假期,同学纷纷返校,共庆抗日胜利。不少老师和同学激动得抱头痛哭,师生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啊!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第三中学奉命复员,师生返回原籍。学校全部移交给贵州省办,改名省立铜仁中学,国立三中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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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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