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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人”是这样的

与“疾控人”的交集有十多年了。“疾控人”的那份“使命、责任和担当”。在春节前突然窜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冠肺炎的灾难中,“疾控人”与这个该死的病毒,来了一场撕杀,来了一场战疫大战!舍小家顾大家,他们的职业操守让我再一次感动。内心涌出一个情愫,是该为“疾控人”做一点什么的时候了。

初识“疾控人”,那时候很尴尬。因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社区科教发展中心(后来改名称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益文化中心)的领导要来我们这个不大也不小的“老、少、边、穷”地区调查了解受艾滋病影响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当时,我受命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防艾科的“海”科长(化名)对接这个事儿,请他提供基本情况。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的天气,天乌沉沉的、风冷飕飕的,好象要下雨但雨终究没有下。

海科长告诉我:你来了解这个情况,我们是保密的。北京来的领导是应该知道的。不准张扬不准宣传,范围要小啊!

看到海科长那一本正经的模样,初次涉及此事的我在心里暗语:不就是个病吗?知道的人多了,也许帮助的人也就更多了,难道不是好事吗?

后来与海科长打交道多了,他将专业的书和宣传的册子送给了我厚厚的一摞(大约有20余本),深究细学之后,知道了不张扬、不宣传的重要性和纪律性。

“流调员”老张

儿时看《渡江侦察记》电影,对“先遣队”和“侦察兵”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记忆深处便冒出了那支小小的“先遣队”率先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渡江上岸,“神兵天降”出现在敌人心脏前沿阵地“指挥部”抓“舌头”……从事疾控工作快30年的“流调员”老张事后说:我们是在1月22日凌晨四点得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信息的。多年的“职业病”告诉我,我便第一时间赶到流调组(流行病调查组),听从中心分管领导的工作安排,启动紧急工作预案。一级行动。

冬日里的夜漫长着,两个多小时的部兵排阵,全副武装的我们第一时间赶到患者居住小区,当时天刚蒙蒙亮。抽丝剥茧,揭示疫情的传染面纱。

老张说:我们是“不开药不治病”的医生。当患者看到我们,第一反应是高兴的和开心的,以为是来给她(他)治病来了。当我们向患者询间发病的时间和地点、治疗情况、居住的家庭与周边环境、生活习惯、相关暴露情况、去过哪些地方和哪些人接触过等。我们得到了答案,患者那满是希望的高兴得知我们不给她(他)开药治病,那份失落和痛苦让她(他)失去理智增生不安和恐惧,怨恨的漫骂是我们收获的“最高奖励”。

如此详细的调查和记录,为的就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精准探寻出传染的源头,并将一个个看似不相关的片段,串成紧密相连的传染链条,勾勒完善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传播途径、传染性强弱、易感人群、三间分布等画像,为实现传染病的全面控制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就这样,老张他们穿梭在危机四伏的隔离区,通过纸和笔收集一线材料,与正在蔓延疫情赛跑。

那天流调工作回到办公室,老张便脱下外调工作服换上日常工作职业装,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撰写当天流调报告,完成工作时,老张艰难地从坐椅上站起来,伸伸懒腰抖一抖手,抬眼望去。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第二天凌晨零点零分。工作不过夜,是老张几十年来从事流调员工作做“疾控人”的“先遣队”与“侦察兵”一贯的作风。办公桌上最远角那两个空桶装康师傅方便面似乎又说着什么?举手可及的依稀可见“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里没了茶水只剩半缸子茶叶似乎也在说着什么?

老张说:他是军人复员的。知道命令是什么?知道责任是什么?

常年的先进工作者,多年的劳动模范对老张来说,荣誉感也让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中心主任评价老张说。

消杀员“小王”

“小王”其实不小,按年龄来说,应该叫老王。从防疫站到疾控中心,人们一直叫他“小王”,领导这样叫他,同事们也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是上世纪国家允许子女顶替父母工作那阵子,“小王”不愿读书,在学校里老是惹事,同学们怕他,老师在家访时对他在防疫站工作的父亲说,“小王”爱动不爱读书,现在国家有政策,可以顶替,你管退休算了,让他早日工作。“小王”的父亲“恨铁不成钢”,左思右想,最后狠下决心,将自己晚婚晚育34岁才得到的“宝贝”儿子,初中没毕业的年仅16岁的“小王”参加工作,50挂龄的父亲是以身体不好的名义退休的,让“小王”赶上了“顶替”工作最后的末班车。为这事,“小王”的父亲内疚了一辈子,常常叹息与人说到教子育人,极端的语言奥恼自己,没有使用“棍棒教育儿子”,让他安心读书静心读书发愤读书。以至后来的工作只好出蛮力流大汗,做一点“直统统”(单一简单)的工作。后来,“小王”的父亲改变了对“小王”的看法,并引为骄傲,是“小王”成了“精”,单位在大起大落中,“小王”泰然自若。每每有任务,他都做到不浪费“恰到好处”。

在单位有些年景,工作业务经费非常拮据的时候,往往是恨不得“一分钱掰着两分钱花”,常备的消毒液(药)也因为多领而浪费少领又没有达到目的。事倍功半和费力不讨好成为消杀组在每个任务总结会上的“教材”被领导提出来“正”该如何如何?“反”又该如何如何?

“小王”每每此时此刻,本来1米6不到的矮小个子在会场上不被人注意,而他觉得是自己工作没做好,业务没有精益求精,浪费资源和一次达不到目的是自己在犯罪。脸烧得辣辣作痛,恨不得地下有缝钻进去。后来,“小王”便像“目不识丁”的生意人,手忙提称,随口而爆出应付多少多少“真金白银”,写不出加减乘除运算,可心算口算。在单位,“消杀员”这份工作,从“小王”参加工作开始到现在快要退休了,年龄已经是老王了,干的还是背着消毒箱,做着消杀工作。自然而然“小王”的称呼也就没有变化过。

常规下50余斤重的消毒液背在个子矮小的“消杀员”小王身上,他是“轻松自如,熟能生巧”的。从接到任务开始,“小王”总是要刨根问底,“疫区”的面积有多大?居住人口有多少?是山村还是小区?山村的民居有多少间,小区楼栎有几栋几层,多少个单元?等等。得到具体数据之后,他便向带队队长报告,此次任务,需要申请领取多少消毒液,多少消毒箱,最佳人数是多少?工作量为多大?领导们往往也是问“小王”首先咨询“小王”,从他那里得到方案而安排工作。每每如此,一次次疫区消杀任务,总是一次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总结表彰大会,受表彰的名单中都没有“小王”的名字,究其原因和理由,领导说:“小王”没有爬坡过坎的“文凭”,只是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工人”身份,没有上升“台阶”的“硬通货”,只好将先进的荣誉让给有“梯子”的人。而“小王”每每于此,总是“缺席”这样的“推荐会”、“总结会”,个人独自躲在无人的角落里,抬头望天,目光无神。有一次,在与小学同学聊天说到内心深处苦恼和苦闷时,“小王”说:有很多次机会,他可以去“混”一些电大自学之类的“文凭”来“华丽转身”,可他看到那些没有“真金白银”硬通货的本领,又觉得还是做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掌握一点“货真价实”的本领心安理得。

   “实验员”小丽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民获知的警报比说书编故事都还要巧合,我们中国人最最看重和重视的春节前夕,武汉封城。突发的公共卫生重大灾难就这样打乱了小丽与家中父母兄弟姐妹“合家团聚”的喜庆,特别特别重要的是在另一个城市也做“疾控人”的男朋友计划好大年初二赶到小丽家中,拜访小丽父母与小丽的兄弟姐妹欢乐同桌共饮,初三又赶去男朋友家中,回望未来的公公婆婆,初五、初六邀约同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登山踏青……满打满算在“五一劳动节”的日子里,劳动人民庆祝劳动节,用结婚来祝贺表示。

小丽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托腮凝眸静思自已的计划和安排,仿佛闻到了妈妈辛勤操劳的“团圆饭”香喷喷馋人口水直流,仿佛看到了男朋友第一次见老丈人丈母娘那“千篇一律”山海经故事场景和自己去见未来公婆是该落落大方还是淑女作态,小丽突然哑口失笑,惊得邻座侧目斜视。小丽歉意,将头转向窗外,田野里,绿油油的油菜苗一片生机,一条母狗带着几只小狗在乡间小道上悠闲走着,母狗腹下的奶头通红通红,惹得小狗串上跳下,时而钻进母狗腹下,抬头张嘴含住奶头,摇头晃脑,吮吮吮,两条后腿蹬蹬……欢乐与母爱让小丽思绪荡漾。此时,手机震动信号响起,一条短信入眼:实验室紧急任务,速归。

小丽从远天的神思中回来,想到在宿舍里装点行装的时候,办公室送来内部情况通报说到武汉发生了公共卫生灾难,各地疾控部门要启动应急预案,中心主任说到单位先按三级预案进行,原先计划回家过春节的继续,特别是小丽,考进我们单位三年多了,第一次计划回家过春节,应优先保障。

小丽知道,自大学毕业,自己考进A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一刻起,她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做着乡村教师的父亲和一辈子在田土地里操劳的母亲总是以她为骄傲,她是小山村第一个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她的成功成长,让父母在偏静的小山村挣回了尊严彰显了小农意识的优越感,离家到远山远水A市来报道上班的那天早上,父母早早起床,做好早饭,一家子吃了早餐,母亲又将煮熟的鸡蛋塞进小丽手里,叮嘱她父亲,要送车,娃刚去参加工作,三年两年不要回家来,多送一程多看一眼……

深夜,夜空下的疾控大楼在寒冬下是那样醒目耀眼,因为整栋大楼里灯火通明,在实验室里,透过窗户不时能看到实验员小丽和她的同事们小步快跑的身影。从半道下车转车回到单位便马不停蹄投入实验室工作的小丽,这样的节奏已经持续快两个月了。做一个实验需要四个来小时,刚开始的第一例凝似病例,我们是连续做了两次,确诊无误后才向领导报告的。小丽告诉说。

实验室是凝似病例求证的审判台。在这里,实验员要与未知病毒“亲密”接触,从进实验室那刻起,实验员们得不吃、不喝、不屙在实验室全副武装与未知病毒“相亲相爱”四个小时,其间的甘苦与风险只有经历者才知其中味道。

“全副武装”的防护装备,一套常规价格在400元左右,一次实验过后,这套防护服便完成了任务。如果中断实验员要内急方便或临时有事走出实验室,这套防护服也就提前结束了“工作任务”,继续完成工作得重新换上新的防护服。小丽她们深知这个道理。在“疾控人”的几次分分合合的命运当中,老一辈“疾控人”都是一脸严肃地告诉新来者,缺“钱”是我们“疾控人”永远迈不过的一个坎,节源开流,厉行节约是我们“疾控人”常抓不懈的“警示良药”。各科各室的防护设备物资和办公设备乃至一支工作用笔一张办公用纸都有明文细则规定和使用说明。更何况数百元之“巨”的防护服。哪能随便更换,都必须用到规定极限。

厚重的防护服和负压的环境下持续几个小时的工作是很消耗体能的,离开实验室时防护服能拧出水来。一次一班倒没有什么,害怕的是“连轴转”。为了节约防护服,连续两个班次工作是常的事。A市第一例凝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样品送到实验室,己是下午下班时间六点钟,从那一刻起,小丽和同事在实验室里得到第一次结果,做出第二次结果。

凌晨两点,结束实验。小丽和同事走出实验室,在更衣间脱下已经在流水的防护服,一步一步蹒跚走向休息室,倒在床上,醒来时分,已经是下午晚餐时间。

在后来的抗“疫”战中,小丽和她的同事们在实验室几乎天天满负荷运行。从一例检测到5000余例实验检测数据。硬棒棒的数据对一个仅有三五个人的A市疾控中心实验员的“小丽”们们来说,这场“疫”战,她们参与,她们功不可没。

出实验室要淋浴,为了快速打理,小丽从做实验员那天起。只是一头乌黑的短发。常常在大街、商场里、广场上看到同龄女孩那秀发披肩、盈盈笑脸,一丝情绪又涌上心头。很快,那丝情绪又稍丛即失。小丽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时刻准备着。杨聪训

编辑: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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