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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楚:用诗歌寻找“还乡”之路

西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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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庆幸自己生于1970年代,生长于边远的苗寨,因为彼时,我的寨子还古老地立于群山之中,河流清澈地顺其自然地流淌,苗语还是我生活区域的通用语言,我的亲人还能歌善舞,相信神灵的存在并对其怀有敬畏。我曾活在彼时,被这一切喂养。

而今,每一次回乡,我都在内心里痛哭一场。木楼逐渐消失,水泥砖房东一栋西一栋地冒出来,像一群张牙舞爪的妖怪;村头路尾,白色垃圾在堆积;小河越来越窄,肮脏的河面上满是漂浮物;田地一片片荒芜,野草逐渐替代了庄稼。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去了,冷清的寨子里,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们用汉语交流;伦理在消失,祖先和神灵似乎已离开了这片土地。

这还是我的家园么?在感慨现代化让我的同胞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又为我们不断失去的东西而感到置身虚空般的恐惧。我们失去了什么?伦理、秩序、文化、神性、灵魂。属于我们的文明正在失落,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子孙已无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该怎么活”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里,给这个民族留下的,只有白纸一样的悲哀。

现代化、民族融合在加速跃进,谁也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觉醒者的痛苦在于,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而无能为力。在远古,诗人是通灵的巫师,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和祖先、神灵对话从而获得启示,现时代里,作为一名苗族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们对此是否已有所觉察?如我们已醒来,作为一名痛苦的醒来者,我们迷茫,我们该做些什么?也就是,应该写些什么?我们该走向何方?这应该是我,我们,所应该思考的重大命题。

曾经,我们的先辈用心灵记载苦难、用生命传唱悲壮的史诗;曾经,我们用文字歌唱过我们的淳朴、善良,身边美好的一切;如今,我们歌唱式的写作是否还有效?是否还有意义?

面对城市化、工业化摧枯拉朽式的发展,现代文明对这片土地的侵吞、对人的精神的瓦解,云南诗人雷平阳用诗歌表达了反思,他曾这样界定自己写作的意义——“在纸上留下一片旷野”,尽管无力、无奈,但这已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勇气和行动。我们何尝不需要这样一片有神灵存在的“旷野”?

于是,在我的思考中,出现了几个关键词并贯穿我的写作,它们是:还乡、存在、神性,对应的时间是过去、当下、未来。

我们已无法在现实中重建家园,而写作试图打开一条还乡之路,它指向过去。以“保存记忆、激活记忆”这样一条通道,让灵魂回到自己的故乡。当然,它并不是在建造“乌托邦”,也不完全等同于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在做这样的努力。苗族学者麻勇斌以“殉道者”般的虔诚投身于苗族巫辞的挖掘、整理、研究,给我们留存了文明的火种。苗族作家完班代摆几十年如一日地行走于松桃苗族村寨,进行田野写作,他的文化散文从当下切入过去,在纸上给我们呈现了苗族人的精神生态。完班代摆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写作方式的有效性的印证和认可。在我的诗歌创作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于这样一种“还乡”的向度中。《枫木组歌》、《还乡记》、《奇婚记》、《葬礼上的三个唱段》等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思绪引入过去,抵达上古、楚屈时代,或个人生命经验中的某一时段,通过现在与过去的互动,来寻找现代的我们灵魂的归处。

现代化不可阻挡,像大浪潮席卷而来让人无处可逃。我们活于当下,在物质的外壳下,内心活于无形的风暴中。城市中的苗族知识分子,以个体存在于异族文明的包围中。有时我感觉自己有如电影《海上钢琴师》的主人公“1900”,他像一个过去的符号,下船时面对茫茫的城市望而却步,他说:“我惧怕的不是眼前所见,而是我看不见的。”我们从苗寨来到城市,我们看见的是这座城市的外在形象,道路、建筑、现代化设施,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异域化”,而肉眼看不见的城市生活方式、信仰的差异、城市所暗藏的现代文明的力量,像大浪一样拍打微弱的我们,甚至吞没掉。我们这种特殊的“存在”,就像一粒盐落入水缸里慢慢被淹没、融化、消失的过程。在《妖精传》、《变形记》、《幻听或骑虎者日记》等作品中,我表达了这种文明冲突之下的痛苦、迷惘的过程,面对同化所产生的内心的不安甚至恐慌。

如果这粒盐不被融化,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钻石一样坚硬、恒久的精神内核。就算扔到水里,身体淹没其中,也不能掩盖它与生俱来的光芒。而这“钻石”,就是神性。最近,我正在创作的一部长诗《伪巫辞》,涉及苗族的历史、文化、世界观、精神、信仰等方面,试图通过诗歌的方式来重塑“神性”,它指向未来。这得到了苗族诗人龙险峰的认同和支持,在长期的交流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神性的缺失,正是用汉语写作的苗族诗人(乃至所有文体的写作者)所面对的困境。广而言之,其有效性不只对苗族诗人作家。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现代文明的进程,让“神性”一点一点地消解,从而也让人没有了敬畏,精神狂躁,内心虚无。人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这种“无信仰”的力量让灵魂真的消亡了,人成了现代化的动物、社会工具,和其他动物或人工智能并无区别。重塑神性由此显得如此重要和紧迫,这某种程度上和“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提出是异曲同工的。

当然,诗歌毕竟是一门语言艺术。长期使用汉语写作,在我逐渐形成的诗学体系里,为诗歌写作提炼了三个要素,即“技术、诗性、思想”。精神还乡、存在之痛、重塑神性,只是从主题上提出了写作、思考的方向,解决了三要素之一。思想的深度和高度,还须加上诗技的淬炼、诗性的保证,才能决定一首诗歌作品首先是诗,然后是好诗。在视野以近,看到的大多民族诗人作品,大多是有思无诗、或有诗无思,让人扼腕。

对于民族和诗人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或许我也该庆幸自己活于此时,让心灵能在一种文明涨潮和一种文明退潮的大时代里体验、经受两种力量的冲击,从而成为觉醒者,以诗歌的方式,以“还乡”的悲悯,去思考民族和我们的未来。

编辑:杨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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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神性 苗族 写作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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