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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城故事——古城的电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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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寻铜仁几代人隐秘的情感密码,去老电影院便是。

1950年6月5号,铜仁军分区驻地旁的北校场的坝子上,解放军战士们拉开了铜仁人与电影的序幕。

后来露天电影,又成立铜仁县电影俱乐部,文革期间电影院被查封,后来电视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而如今家家户户都能在家里看电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几经搬迁,对于铜仁人来说,曾经的民主路124号是再也回不去了。

地王广场老电影院如今惨淡经营,偶尔会有排片,但看的人越来越少了,时代在变,老铜仁人的往日生活,已经渐行渐远。

关于铜仁电影史,刘新华老师写有《古城的电影往事》,特转载上来,与各位分享。

作者介绍:

刘新华,男,侗族,1952年7月出生,贵州铜仁人,铜仁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铜仁市志》副主编,《黔东作家》副主编、铜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曾出版书作品有《历史上的铜仁》,《铜仁府志注》。

其他作品收入《贵州胜景》《黔东短篇小说选》《黔东散文选》《黔东民间故事选》《黔东风景名胜选》等书中。

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刘新华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见证了铜仁近几十年来的改变。与其父亲抗日杀敌的爱国方式不同,和平年代的刘新华把注意力转向家乡铜仁,用笔杆子书写下属于铜仁的灿烂诗篇。

古城的电影往事

刘新华              

铜仁是祖国西南的边远古城,在1950年前,基本上没有人看过电影。

旧中国于1905年开始摄制影片。一些走南闯北的人,在大都市是看过电影的,于是,便把有关电影的信息带回了铜仁,因此,铜仁人不仅多少知道了一些有关电影的信息,甚至连电影的雏形,诸如“看西洋镜”之类的词汇,也在铜仁的语言中出现。但真正让铜仁的平民百姓首次大开眼界的,是1950年6月,贵州省军区组织的慰问团在北校场首次放映的电影。

1950年6月5日,省军区派遣军区文工团演出二队、电影队组成的慰问团,从贵阳出发,来铜仁慰问驻军。

省军区的慰问团来铜仁放映电影是在哪一天的晚上,前人没有记载下来,但这一晚确实让铜仁人异常兴奋。入夜后,铜仁军分区驻地旁的北校场的坝子上,第一次挂起了大银幕,放映了《开国大典》和《白毛女》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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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片中的人物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人群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稀奇呀稀奇,人竟然可以在那白布上活动、讲话。当毛主席在银幕上讲话时,有个解放军战士甚至跑到银幕下去,想同毛主席握手、讲话,在全场引起了一阵善意的哄笑。

6月23日,慰问团结束了在松桃的演出,乘坐两辆卡车返回铜仁。途经松桃盘信区雅沙塘时,遭遇土匪伏击。在这场战斗中,土匪曾冲上卡车抢劫,但车上除了道具、演出服、一部电影放映机和一些拷贝外,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土匪自然不知拷贝为何物,把放映带的胶片扯得满车都是。这次遭遇战,电影队的宋德馨、谭小成、段声明三名队员和文工团的十名团员、铜仁地区文教科长陈建华及分区负责护送的解放军战士共二十三人不幸牺牲,宋德馨等人至今仍长眠在文笔峰下的烈士陵园中。电影放映队的这段惨痛遭遇,在世界电影放映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解放初期,电影还不普及,全省也只有一个电影处的机构,主管各专区、县市电影放映队的工作。那时,省电影处派出了谢纯武、张子俊、蒋德昌三人组成铜仁电影放映队,在县境内巡回放映。1957年,铜仁县成立了电影俱乐部,在铜仁中学下面(后来的图书馆处)专门从事电影放映,人称老电影院。1958年,在县塘坎旁边新修专区电影院,不久交给铜仁县经营管理,老电影院便被取代了,改建成图书馆。1962年,地区电影院收回给地区文教局管理。随之而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铜仁县也无暇无再建电影院。直到1976年,县政府才拨款5000元,维修县委大礼堂,利用礼堂建立了县电影院,并于当年12月开业。1982年,地委也利用地委礼堂,建立了地委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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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电影被查封,观众所能看到的,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以及八个革命样板戏,虽然反反复复地放映了十年,人们还是乐此不疲,但凡哪里放映电影,仍是成千上万的大人小孩趋之若鹜。那时人们的经济并不富裕,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所以,露天的电影很爱欢迎。当时,一些大的单位,如军分区、分区教导队、103地质队、地区运输公司、化肥厂、氮肥厂等,都经常放映电影,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贫乏的精神生活,这露天电影也成了铜仁的一道令人怀念的风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可供人们观看的电影多了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铜仁县电影院放映《刘三姐》,七天放映了49场,场场爆满;随后的香港影片《三笑》,地、县电影院获得的四天三夜的放映时间中,其中三夜通宵放映,共放映了80场。此后,进口的影片如《望乡》、《追捕》、《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流浪者》、《卖花姑娘》等,极大地丰富了铜仁人的精神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大量优秀的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不断地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每天晚上,在铜仁的三个电影院之间,负责传送影片拷贝的单车,不停地按着“叮叮叮”的铃声,在人群中左冲右突,人们听到铃声,知道那是跑片的来了,便纷纷自觉地让道。

露天电影很受欢迎,观看电影的乐趣抵消了其间的奔波之苦,但如中途下雨,还是很受罪的。有时我们躺在床上会突发奇想,要是能在自家的墙壁上也能看到电影,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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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没有过多久,铜仁就凤毛麟角地有几家人有了电视机,黑白14寸的。虽然很小,但一般人没有那个财力,也就不妄想。之后,在批判“四人帮”的影视资料中,看到了江青在家中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电视机也只有十几寸,但却是彩色的,羡慕之余却也有自知之明,那是“皇帝娘娘”的级别所享受的,也自然不敢想入非非。

然而不到十年,我就托在五金公司当个小官的三叔徐福忠弄得一个指标,买了台18寸华日牌的彩色电视机,可以在家里看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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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逐渐普及极大地冲击了电影放映业。1986年,县政府维修大礼堂,县电影院租用地区京剧团场地放电电影,次年礼堂维修好后,未让其回来继续放映,而京剧团的租期到期,便只好在市轻工业局的会议室和北关村村委会的会议室组建了两个录像放映点,维持到1998年后退出市场;而地委电影院,则早在1995年就撤销了,只剩一家地区电影院,仍在惨淡经营。

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桥》,当我们这些看惯了中国“高、大、全”影片的观众,在该影片中看到游击队员假装向敌人举手投降时,极受震动,但也随之理解了那欺骗敌人的权宜之计是很必要的,否则就会面临立即被消灭的后果。当然,这样的举动,在我们的影片中是决不会出现的。

编辑: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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